怀疑一切的米兰·昆德拉，只为承受“生命之轻”
怀疑一切的大作家，其实并不相信“生活在别处”
纪念 米兰·昆德拉
作者：暗蓝
杂学家，译者，书评人
为了躲避麻木，我们麻木地逃向更严重的麻木，为了躲避孤独而逃向更荒凉的孤独。
——布洛赫，《无罪者》
我忽然看出来，离开历史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一种新的、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可能：原来在历史飞腾着的翅膀下，居然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原。
——米兰·昆德拉，《玩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里尔克，《沉重的时刻》
米兰·昆德拉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怎么读米兰·昆德拉了。当他去世，除了悼念和引用“金句”，最多的评论是“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了”。对于这种状况，有一个说法是“曼德拉效应”。的确，曼德拉或昆德拉的“光辉岁月”，其实早已不再了。
许久不为人读但依然会被人谈论的大作家总会遭遇一些尴尬。比如有人一直搞不清楚昆德拉最有名的作品到底是“生命之轻”还是“生命之重”；比如有人会把“生活在别处”当做读完昆德拉之后的感悟；再比如他的重要概念“刻奇”（Kitsch），长期被误译成“媚俗”——尽管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一问题，但由于后者所提供的意指更为明确，这种译法直到今天依然流布更广。
米兰·昆德拉
对昆德拉而言，不能承受的只能是“生命之轻”。他的捷克同乡卡夫卡写的是沉重之物：城堡、审判、孤独者的蒙难，以及那场沦为甲虫的现代性灾难——我们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社畜噩梦”。但在昆德拉的世界里，一切沉重皆由“轻”而来，因而“轻”才是真正不可承受之物。出版于1984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1968年的重要历史事件“布拉格之春”为背景，然而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却尽是鸡毛蒜皮，如一个女孩咕噜咕噜叫的肚子：
她第一次迈进托马斯寓所门槛的时候，肚子一阵咕噜咕噜叫。这不用奇怪，她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只是中午上火车之前在站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她脑子里只有那个斗胆的出游计划，连吃饭也忘了。但是对自己的身体越是毫不关心，越容易遭到它的惩罚。就在她和托马斯面对面的时候，她受到了折磨，听到肚子在咕噜噜叫唤！她难受得几乎要哭了。好在十秒钟之后，托马斯就将她拥在怀中，她终于忘记了肚子的叫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7页）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昆德拉写咕咕叫的女孩肚子是为了写“永劫回归”——尼采的重要概念，即只发生过一次之事便是无意义的，而这种一次性的存在唯有放在“永劫回归”之中才负有意义。当一场浪漫爱情的女主角初次来到情人家中，她的一举一动本该是唯美的、富于诗意或激情张力的。“咕噜咕噜叫的肚子”算怎么回事呢？然而基于生活经验，我们其实不难想到如此煞风景的细节，才是生命真实的组成——只是若定格为记忆，提炼为“浪漫”，这些细节一定会被抹除。由此我们的浪漫总是空幻之物，“所有爱情故事都是鬼故事”（大卫福斯特语）。
而正因为无法承受生命——存在——乃鸡毛蒜皮之堆叠，人总会在某一时刻选择“信仰之跃”（克尔凯郭尔语），投身到现实与历史的“永劫回归”当中，以此确保生命“有意义”。小说的主人公特丽莎、萨比娜、弗兰茨和托马斯都参与了“布拉格之春”，他们渴望借此摆脱无意义的平庸生活。然而昆德拉显然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抱有怀疑，于是所有人的结局都是惨淡的：要么在异乡横死或孤独终老，要么回归故里，在重压下苟活。我们知道，历史也站在昆德拉一边。于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只能是《卡列宁的微笑》——卡列宁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养的老狗，人类生活只有在这位“低人一等”的观察者眼中才呈现出轻盈而幸福的一面。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所以对于“生活在别处”，昆德拉使用这个标题的用意也并非为大众提供一个“文艺范儿”的个性签名，而是在反对这个口号——当然他也不会赞同“反对”这一行为，因为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反对都是情感的暴政。实际上对于1969年完成于捷克、1973年发表于法国的这部作品，昆德拉最开始想用的标题是“抒情时代”。在他看来，这是那个时代的根本特征，而情感的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五、六十年代的种种剧变。因而当他的法国出版商出于市场考虑，将标题换成兰波的名句——同时也是“六八风暴”中巴黎学生的经典口号——“生活在别处”，昆德拉也欣然接受。或许在他看来，这样其实更具反讽效果。
《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雅罗米尔是一位诗人，一个年轻人，“面对充满相对性的成人世界时，他感到害怕，他就像一滴水一般淹没在相异性的浩瀚大海中。”（《生活在别处》，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94页）于是他习惯于退回到自己的诗意世界，用情感的、绝对的思维处理复杂的现实议题——这才是“生活在别处”的本意。实际上，在面对自身无法处理的境况时，“战”或“逃”作为本能之选项都无可厚非。然而年轻诗人的尴尬在于，他总是以一种战斗姿态去逃避——或将对现实的战斗，诉诸虚无缥缈的诗意情感。而一旦这种做法通过某种美学取得合法性而被集体采纳——通常是现实政治的蓄意利用——其后果便是历史上的种种风暴。
米兰·昆德拉《玩笑》
从对集体情感的反思，到对个体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洞察，怀疑主义者昆德拉提出了他的关键概念“刻奇”。还是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以斯大林之子雅科夫因“粪便问题”自戕之事为例，将刻奇定义为“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302页）。换言之，刻奇着意赋予生命宏大而沉重之意义，视其本身的轻薄卑贱为无物。于是将“刻奇”译作“媚俗”在一定程度上刚好译反了——刻奇乃“刻俗为奇”，是居心叵测者垄断凡俗之情感造就的“潘多拉之盒”。在昆德拉看来，“俗”并无过错，甚至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语）的底线。无论如何，俗一定比蠢好，然而后者在人类的精神状态中却更为常见，也更容易募集力量、制造浩劫：
斯大林之子因粪便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为粪便而死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德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向东方拼命扩张帝国的领土，俄国人则为向西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丧生，是的，这些人为愚蠢的事情而死，他们的死才毫无意义，才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斯大林儿子之死是在战争的普遍愚蠢之中唯一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死。（297页）
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
昆德拉怀疑一切，但他并不否定事物及其意义——除了所有绝对之物与意义。说到底，他的怀疑是为了肯定自我，肯定“生命之轻”与人为了承受它而经历的美好的仗、应行的路。因而在其最后一部作品《庆祝无意义》中，当他借人物之口道出“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这样的盖棺之词，他也不是在否定意义。重点在于，从没有什么意义能够凌驾于生活之上，成为生存的本质。“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庆祝无意义》，马振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27页）
在中国，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曾有一段“昆德拉热”，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读者很多都有自己关于昆德拉的阅读史。一方面大抵是因为这位异国大师笔下主题如“刻奇”、“互害机制”（《玩笑》《告别圆舞曲》），以及充斥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中的对于所谓“意义”、历史意志的反讽与解构，呼应了某些记忆与现实；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当人们终于从幽暗岁月中走出，意识到“我必须尽快开始真正的生活了”（威廉·博伊德，《凡人之心》）却不知从哪里开始时，正是昆德拉提供了恰切的答案：生活就在此处，你只需要去承受它——其轻即其重，无需增添更多。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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